联大投票结果公布，中方弃权！多国退出，中方点明ICC“两宗罪”

2026年11月2日，联合国大会就国际刑事法院年度报告决议进行表决，最终以93票赞成、13票反对、36票弃权获得通过。 中国没有投赞成票，而是选择弃权，美国、俄罗斯则投下反对票。这组结果看似只是一次普通的联合国表决，背后却反映出国际刑事法院越来越难以获得各方一致认可的现实。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提出了“两宗罪”：国际刑事法院不应不当扩大对非缔约国国民的管辖权，也不应忽视第三国国家元首的司法管辖豁免。中方强调，国际刑事司法必须坚持独立、客观、公正，不能搞政治化和双重标准。 在我看来，这次表决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简单数一数有多少国家支持、多少国家反对，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一个以国际司法正义为目标的机构，为什么会在管辖权、国家主权和实际执行方面，同时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 ICC的管辖权 要理解中国为什么提出这“两宗罪”，就得回到国际刑事法院的制度设计。1998年7月17日，联合国在罗马召开外交会议，120个国家投票赞成通过《罗马规约》，7个国家反对，21个国家弃权。经过四年准备，规约于2002年7月1日正式生效，国际刑事法院也由此建立，总部设在荷兰海牙。 它成立的目的并不复杂：当一个国家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真正追究严重国际罪行时，国际刑事法院可以依据《罗马规约》规定的条件介入，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它管辖的犯罪主要包括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 按照《罗马规约》第12条，法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犯罪发生地属于缔约国领土的案件行使管辖权，即使被指控者不是缔约国国民。这也是ICC在处理乌克兰、巴勒斯坦等案件时采用的重要法律依据。 中方认为，法院的管辖权来自主权国家授权。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加入《罗马规约》，也没有接受法院管辖，ICC却仅仅因为部分犯罪行为发生在缔约国领土上，就对这个国家的国民行使管辖权，那么就涉及条约义务能否约束第三国的问题。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案件，就把这个争议推到了现实层面。菲律宾在2018年3月17日提交退出《罗马规约》的通知，2019年3月17日正式退出。但ICC认为，菲律宾退出之前发生、且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涉嫌犯罪行为，仍然可以继续调查。 2025年3月12日，杜特尔特被菲律宾方面移交至海牙，接受ICC羁押。2026年4月22日，ICC上诉庭多数法官维持对案件管辖权的认定。 中方提出的质疑，正好涉及这种退出之后管辖权如何延续的问题。双方真正的争议，在于哪些案件属于已经启动或已经进入法院审查的事项，以及法院能否依据相关条款继续扩大管辖范围。 从非洲到阿富汗，司法选择性争议为什么越来越难解释 ICC成立后的早期调查，大量集中在非洲。乌干达、刚果（金）、苏丹达尔富尔、肯尼亚、科特迪瓦、利比亚、马里等国家和地区，先后进入法院的调查视野。由于早期案件地域分布高度集中，国际社会一度有人将其称为非洲法院。 这种批评并非毫无背景。2009年，ICC针对苏丹总统巴希尔签发逮捕令，2010年又增加灭绝种族罪指控。达尔富尔局势此前已经在2005年3月31日被联合国安理会第1593号决议移交ICC调查。 巴希尔案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弹，是因为它涉及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一名非缔约国在任总统，能否被国际刑事法院追究责任？其他国家是否有义务配合逮捕？ 2015年6月，巴希尔前往南非参加非盟会议。ICC要求南非执行逮捕令，但南非最终没有将他移交，巴希尔离开了南非。 ICC随后认定南非没有履行合作义务。这场争议进一步加深了非盟与ICC之间的矛盾。但从结果看，案件长期集中在非洲，而美国等主要大国又不接受同样的管辖安排，这种不对称确实容易让非洲国家产生选择性司法的印象。 类似的冲突后来又出现在俄罗斯和以色列身上。2023年3月17日，ICC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总统儿童权利事务专员利沃娃-别洛娃签发逮捕令，指控涉及涉嫌非法驱逐和转移乌克兰儿童。 2024年11月21日，ICC又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签发逮捕令，涉及涉嫌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需要注意，这些都是法院根据现有证据作出的逮捕令决定，并不等于相关人员已经被法院最终定罪。但这两起案件有一个共同点：司法行动触及了具有强大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国家。 真正限制ICC的 国际刑事法院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弱点：它有司法权，却没有一支可以独立执行逮捕令的警察力量。按照《罗马规约》第89条，法院可以向有关国家提出逮捕和移交请求，缔约国则需要按照规约和本国法律履行合作义务。 换句话说，法院可以签发逮捕令，但真正能不能抓到人，还得看有关国家愿不愿意配合。这就产生了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愿意配合，ICC就有机会把案件推进下去。如果一个国家不配合，法院就只能继续等待。面对实力强大的国家，这种执行困境尤其突出。 美国2026年10月9日把制裁扩大到整个ICC机构，就是这道